为什么有些人对薛兆丰的评价很低

正文:

对薛兆丰的低评价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个是专家:这不是1+1=2吗?小学生的水平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使用二进制算法语言:1+1=10。

另一种是业余的:1+1肯定不等于3。甚至有专家说,1+1=10是破产资本家的走狗!

拿物理做类比。现代物理学的两大基础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但大多数普通人只能接受牛顿力学。

凯恩斯主义和宏观经济学,相当于量子力学,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

新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部分相当于相对论,它起源于伽利略的相对论原理——这个理论已经有近400年的历史,太经典了,普通人理解不了。所以,大家都敢对相对论说两句话。

马静相当于牛顿力学,确实用牛顿力学来批判相对论。

我们看两个最有争议的问题;

1、“合理涨价”理论;

2.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理论失灵是谁?

第一个问题属于微观经济学,穷人当然不喜欢涨价。我们可以说:

穷人不喜欢的理论=政治不正确的理论。

然而

政治上不正确的理论。

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大约第三版)中有这样一段话:

“通过宣布高价非法而把自己装扮成穷人的保卫者总是好的政治家,”纽约大学C.V.斯塔尔应用经济学中心主任威廉·鲍莫尔(William J.Baumol)这样说。“我预言政治家们也会通过宣布艾滋病非法来解决艾滋病问题。这是无害的,因为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当你认为高价非法时,你就真的有问题了。”

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七版第四章“供求的市场力量”,结尾有一段新闻节选:

哄抬物价是变相抢劫吗John Carney一罐可乐4美元,在Brooklyn市中心住一晚旅馆500美元,一对电池6.99美元。这仅仅是我和我的朋友在Sandy台风前后个人亲历的几桩物价暴涨的例子。通常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为哄抬物价,在突发事件期间这种情况会普遍出现。左右派政治家一致认为自然灾害时哄抬物价是一件可怕的、毫无任何好处的恶劣事件。纽约州总检察长Eric Schmederman 发表紧急声明: “反对在Sandy台风期间必需品与必需的服务价格膨胀。”新泽西州州长Chris Christie发表强制性警告说:“哄抬物价会导致高额罚款。” 政府设立了热线让消费者举报哄抬物价的行为。新泽西州的法律极为明确。在宣布本州有突发事件时,物价上升超过10%就被认为是过分的。去年热带风器 Irene期间,新泽西州一家加油站由于汽油涨价16%而支付了5万美元罚金。纽约州的法律甚至更严厉。据总检察长Schneiderman所说:“任何必需品与必需的服务的价格上涨都被视为哄抬物价。”这位纽约州总检察长在公告中说:“普通商业法禁止在自然灾害或其他干扰市场的突发事件期间,食品、水、煤气、发电机、电池和手电这些基本用品的价格以及交通这类服务的费用上涨。”这些法律是根据完全传统的观点制定的。这种观点认为,企业利用灾害追求自己的利润是不道德的。企业所有者从自己邻居的苦难中赚钱看起来是不对的。商人由于灾难而赚到更多钱被看作通过涨价来不劳而获。我在Brooklyn的一位邻居在谈到当地电器店电池的价格时说:“这是变相抢劫。”不幸的是,道德掺和进经济学里对法律肯定是有害的。只有在需求的物品出现短缺的情况下,哄抬物价才会出现。如果没有短缺,正常的市场过程会阻止物价突然上升。对每罐百事可乐收取4美元的熟食店店主会发现,他正把顾客赶到下条街的店里去,因为人家每罐可乐只卖1美元。但是,当每个人都担心停电而突然开始购买电池或瓶装水时,就发生了短缺。有时,由于需求的突然剧增,会有某种物品就是供应不足了。这样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决定哪一位顾客应该得到电池、杂货或者汽油?我们可以抽彩。也许人们可以在杂货店拿到彩票。赢家能以正常价格购物。输家则会挨饿。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输家被迫以更高的价格向中签者购买食品,因为没有人购买食品是为了以相同的价格卖出去。因此,哄抬物价的人只是从商人变成了中签的顾客。我们可以有某种配给方案。根据家庭需求,每个人都可以配给一部分必需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采用的方法。问题是配给方案需要巨量计划——以及难以达到的知识水平。制定配给方案的官员必须准确地知道在既定的地区可以得到的每种物品的数量,以及有多少人需要它。如果台风这样的灾难降临到你所在的城市,要想得到上述信息,只能祝你好运了。我们也可以简单地按先来先得的原则卖出物品。事实上这就是反哄抬物价法所鼓励的事情。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人们囤积物品,商店的货架却空了。而且,你不得不怀疑:为什么比谁能先跑到收银台就比另一种价格体系更公正?速度看来不能很好地代表公正。在极端需求情形下允许价格上涨限制了过度消费。人们会更仔细地考虑他们的购买,而不是购买成打的电池(或瓶装水、煤气),也许他们只会买一半的量。结果是在极端需求情形下会有更多顾客买得到物品。市场过程的结果实际上比反哄抬物价法更能实现较为平等的分配。一日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很容易明白实际上商人并没有从灾难中获利。商人是通过对物价的管理来获利的,这种对于自己物价的管理实际上扩大了商品的分配范围,并限制了囤积居奇,从而产生了有益的社会效应。简言之,他们是由于提供了重要的公共服务而正当地获得了回报。有反对意见认为,在价格自由浮动的价格体系里,哄抬物价合法化会让富人买得到一切物品,而穷人什么也没有。这种担心过重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灾难期间价格上升实际上并没有使最穷的人无法获得必需品与必需的服务。这只是让穷人的开支雪上加霜了。相对于一开始就进行价格管制来说,通过转移支付来减轻家庭赤字是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与其打击哄抬物价,我们应该用我们在这次危机中的经验来启动我们现有的适得其反的法律的改革。下一次灾难袭来时,我们应该期待哄抬物价的情况更多些,但空货架更少些。资料来源:Courtesy of CNBC.

薛兆丰写的大部分东西都和这个差不多——经济学中的金融评论和供求理论的普及,这是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不能再进一步的基础,在任何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都可以看到。

然而,我们从小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育,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供求分析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想:薛兆丰是谁?破产资本家的走狗?为什么他的演讲如此不合常规?一些新矛。

有能力的话可以告诉教育部:“我觉得这所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应该以马援为教材,最好用原版的《资本论》。”如果他们能看着你的眼睛,他们就会输。

我有一个研究生毕业后教经济学的朋友,后来做了一个财经媒体的小系列。有一次我调侃他:“只会讲供求关系的鹦鹉,也能成为半个经济学家。”他严肃地说:“这恰恰说明了供求分析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托马斯·阿奎那当时就有,而且是道德宗教的产物。

陶奈总结经院派的学说时讲:“这种议论的精髓就是,制造货品的手艺人,或运输货品的商人,于理可以要求报酬,因为他们全在自己的职业中出劳力,满足公共的需要。万难容赦的罪过是投机者和经纪人的罪过,因为这般人是靠榨取公众必需品牟夺私利的。阿奎那教义的真传是劳动价值说,经院派学者中最末一人是卡尔马· 克思。” ——罗素《西方哲学史》阿奎那对法律及其基础的看法是什么?

亚当·斯密最早将供求分析引入经济学,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现代科学。如果把劳动价值论从《国富论》中踢出去,几乎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供求分析被踢出《国富论》,那就什么都不是了。

在“论奖金”一章中,史密斯写道:

如果政府为要救济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苦,命令一切商人,以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售卖他们的谷物,其结果或是使他们不把谷物提供市场,以致在季节之初,即产生饥谨,或是(在他们以谷物提供市场的假设下)使人民能够迅速消费,因而鼓励人民迅速消费,以致在季节之末,必然产生饥谨。无限制无拘束的谷物贸易自由,既是防止饥馑痛苦的唯一有效方法,所以亦是减轻粮食不足痛苦的最好方法。因为真正粮食不足的痛苦,是不能除去而只能减轻的。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值得法律的充分保护,也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需要这种保护,因为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

对比曼昆的教科书,你会发现微观经济学只是斯密《国富论》的翻版。萨缪尔森说:“国富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通论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史密斯显然知道需求曲线的右侧正在下降——这意味着什么?

例如,可以喝水或洗澡。作为饮用水,使用价值极高,而作为洗澡水,使用价值极低(斯嘉丽的洗澡水除外)——也就是有一个使用价值序列,当水价低的时候,我们既洗澡又喝水;当水价高的时候,洗澡的需求就被抑制了,只为了喝水。

例如,食物可以用来做食物和酒。当食物的价格高于酒的价格时,没有人会拿珍贵的食物来酿酒,这样一来,救命食物的分发范围就会扩大。禁止粮食涨价就是用权力扭曲价格信号。有权力的人仍然可以用谷物酿造威士忌,结果,更多的穷人会饿死。反对涨价的穷人是在拿石头砸自己。

这是什么?这是使用价值的相对论!

如果我们拿物理学做类比,史密斯太像伽利略了。史密斯被称为经济学之父,伽利略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的相对论原理仍然是物理学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一(似乎不需要很好的数学水平就能理解这个理论)。今天,除了民科,谁敢说伽利略的相对论原理过时了?

诚然,伽利略也提出了一些“首要”原则。在他看来,时间,空和可拓,可以用数学方法处理,是“首要品质”。换句话说,它们是绝对客观的,任何衡量它们的人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声音、颜色和味道是人类的主观印象,是“次要品质”。

这一套东西被洛克和牛顿继承了。牛顿认为,转斗可以证明在绝对空之间宇宙中存在一个绝对坐标系,可以确定各个天体的位置和运动。这些想法当然可以给人安慰,但它们是错误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经济学和物理学会如此相似。劳动价值论是绝对时间空的产物,可以追溯到地心说。而供求理论,就像爱因斯坦的宽相位协变方程一样,告诉天体如何弯曲空,当弯曲空时,告诉天体如何运动。

根据相对论,静止质量为1公斤的铁球在运动的火车中会变得更重。然而,运动只是相对的。对于火车上的人来说,也可以说火车是静止的,站台是移动的。大家都觉得对方的铁球比较重。如果选择不同的坐标,可以有不同的结论。不同坐标系之间没有区别。

在物理上,我不知道如何把一个较轻的铁球换成另一个较重的铁球,但在经济学上可以做到。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在著名的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之后,他写道:

使国内产业中任何特定的工艺或制造业的生产物独占国内市场,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而这种管制几乎毫无例外地必定是无用的或有害的。如果本国产业的生产物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同外国产业的生产物一样低廉,这种管制显然无用。如果价格不能一样低廉,那末一般地说,这种管制必定是有害的。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内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内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裁缝不想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购买。鞋匠不想制作他自己的衣服,而雇裁缝制作。农民不想缝衣,也不想制鞋,而宁愿雇用那些不同的工匠去做。他们都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邻人处于某种有利地位的方面,而以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或同样的东西,即其一部分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任何物品。

交易的本质是互利而不是等价。看不见的手,是对自己主观,对他人客观的互利之手。

我用一个栗子来说明人们如何进行“互利”交易。

国内铜期货交易(以及股票)每天电话拍卖的交易规则如下:

依次按-1,交易量最大;2.价格第一;3、时间一阶将委托匹配成交,形成开盘价。

考虑两个问题:

1,这个交易规则是否公正?你能不能发明一个更加公正的交易规则来取代它。2,这个交易规则是否有效率?你能不能发明一个更加有效率的交易规则来取代它。

这里有一个潜规则没有写:低于买入佣金或高于卖出佣金的交易,被认为符合买入和卖出佣金。

比如你填了一张52050元的采购订单,成交52000元,比你填的价格低了50元。你当然不会说交易所违背了你的交易意愿。

让我们假设有一系列的命令:

根据交易规则,开盘价可以确定为52060。

画一张购销佣金价格和对应的“可取购销佣金数量”的图表,是酱紫色的:

我可以看到供求曲线。有吗?我可以看到均衡价格。有吗?

稍微改变上图中的名词,这是曼昆教科书中的图片:

你看,现代经济学也讲剩余(价值),而且是双向的。事实上,买卖只是硬币的两面。鞋匠用鞋子换裁缝的衣服。你能说出哪边是供给,哪边是需求吗?

在call拍卖的栗子中,假设你是一个买家,以5.01万元的价格买了10吨,现在你的成交价是5.006万元,比你的委托意向“好”了40*10=400元。这400元叫“消费剩余”。

假设你是一个5万元委托10吨的人,现在有一笔5万60元的交易,比你的委托意向“好”了60*10=600元。这600元叫“生产者剩余”。

这些观察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关于市场结果的观点:(1)自由市场把物品的供给分配给对这些物品评价最高的买者,这种评价用买者的支付意愿来衡量。(2)自由市场将物品的需求分配给能够以最低成本生产这些物品的卖者。因此,在生产量与销售量达到市场均衡时,社会计划者不能通过改善买者之间的消费配置或卖者之间的生产配置来增加社会福利。但是,社会计划者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物品量来增加总的经济福利吗?回答是否定的,正如关于市场结果的第三种观点所述:(3)自由市场生产出使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最大化的物品量。——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五版158页

写到这里,微观经济学已经讲完了。

微观经济学是分析贸易、租金、税收、工资、福利、垄断等一系列问题。有两条供求曲线。《国富论》也谈到了这些事情,只是史密斯没有使用图表工具,而是用纯文字表达出来。

很多学经济学的学生可以用供求两条曲线上的高阶导数和微分,但是没有任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不能给他一个均衡价格的栗子,甚至说实体经济没有均衡价格。因此,有人说:“经济学家是懂得100种做爱方式,却从未和女人睡过的人。”

之所以在曼昆的教科书中有这么多金融评论,是想告诉大家,经济学不是一张抽象的图表,它不是关于写回文字的方法有多少,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没有经济学家的指导,没有头脑的穷人会做出向自己扔石头的错误选择。

需要澄清两个常见的误解:

1、理性人假设=/=先知假设。

理性的人不是股神,所以当你听到有人说投资者投资不理性时,不要相信理性的人是错的。

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是指心智正常的成年人(非儿童、非神经病)在市场上做选择时,表明他认为做总比不做好——有点接近“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假设”的意思。

比如我今天在电话拍卖的时候,委托以5万100元的价格买了10吨铜,说明我觉得做这个交易比不做这个交易好。完全有可能是特朗普周末推了一把,下周一见势不妙,以4.9万元的价格砍仓,也是理性的。

下周一的供需曲线可以和今天的供需曲线不一样,叫做“供需曲线的运动”。当然,均衡价格也发生了变化。

2、福利最大化=/=幸福最大化。

幸福是一种非常形而上的东西。

鸭绿江上的人很穷,但一定不幸福吗?王公子很有钱,但是他最近肯定不是很开心,至少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吃瓜的人看到王公子不开心的时候,心里会觉得有点开心。

物质生活匮乏的时候,吃个饺子是很幸福的。贫穷会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傅贵认为,如果饺子每天都有肉吃,那就是共产主义,你可以永远快乐。

诚然,当每个人都有饺子和肉吃时,我们不会感到快乐。没有我人们会幸福的。我们相对的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相对的痛苦之上的。不得不承认,有点脏,但很真实。

那么,快乐有两种方式:1。让别人更坏;2.让自己变得更好。

例如,一个探险家和他的同伴在非洲遇到一头狮子,他可以用棍子击倒同伴,自己逃跑,或者穿上跑鞋,让自己跑得比同伴快。

我们通常认为前者的手段是违法的,而后者的手段属于“帕累托改进”。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一句老话——“赤脚不怕穿鞋”。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中有一种“贸易损失感”:

两人之间的自愿贸易并不会造成一人得利、另一人吃亏的结果,而只能是两人同时得利。毕竟,假如贸易会使任何一方吃亏,吃亏的一方就不会参与贸易了,自愿交换的一个基本后果就是每一方都受益。 在贸易中的"吃亏感" 尽管上述这种似乎很有说服力的论点认为“人们参与贸易都是出于自愿一一因为他们认为贸易会使自己受益”,却常常有这种情况发生,人们在交易结束后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重要的一点是要理解:当经济学家说自愿贸易使双方受益时,他们并不是说双方都感到高兴。 例如,弗兰克拿一把旧式的摇椅到跳蚤市场去卖。他愿意以100美元的价格卖掉它一一如果价格低于此他宁愿不卖一一但是他希望卖到200美元。海伦到跳蚤市场来,计划买一把这样的椅子。她希望只付100美元,但是准备最多付到200美元。他们两人讲价、谈判后,最终以150美元成交。但是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都不高兴。弗兰克抱怨卖价太低了,海伦抱怨买价太高了。尽管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抱怨物品的价格"太高",他们还是把它买了下来。 以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这种抱怨是自相矛盾的。假如弗兰克确实觉得150美元太低,他就不会以这个价格卖出;假如海伦确实觉得150美元太高,她也不会以这个价格买进。经济学家争辩说,人们不是用言词,而是用行动表示出他们的喜好。如果某人自愿地同意做一笔交易,这说明他认为:这笔交易即使不是完美无缺的,做这笔交易至少也比不做这笔交易要好。 ——人大出版社1997版第47~48页

如果你接受使用价值的相对性理论和看涨拍卖中的潜规则——愿意在50,100买入的人也一定愿意在50,060买入,那么需求曲线一定是右侧向下的,供给曲线一定是右侧向上的,均衡价格一定存在并且会由市场自动形成。

如果接受理性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假设,当价格处于均衡点时,社会总福利将最大。“社会规划者不能通过改善买家之间的消费分配或卖家之间的生产分配来增加社会福利。”

这些结论可以直接从逻辑中推导出来,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方法论上有一些小的不同。比如哈耶克认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是可以逻辑推导的。弗里德曼,为什么需要拿尺子一个个测量直角三角形?具体来说,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是市场经济的倡导者。

市场经济=/=无政府主义相反,市场经济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来保护它,防止一些人用暴力手段让别人变坏让自己变好。市场崇尚“小政府”,认为政府的职能仅限于一支公共防卫力量。

《国富论》中有一篇对中国经济的评论,显示了斯密对法制的重视:

......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 一国法律上的缺陷,有时会使其利息率增高到大大超过它的贫富状况所需要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就使一切借款人所处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远。出借人收回借款的不确定性,就使他索取破产者在借款时通常需要出的那么高的利息。在侵略罗马帝国西部各地的未开化民族中,有许久,契约的履行与否只凭当事者的信义,他们王朝的裁判所很少过问此事。当时利息率达到那么高,恐怕这也是一部分原因。 要是法规完全禁止利息,那也不能收到效果。许多人必须借入资金;而出借人,不仅对于这笔资金的使用,要求相当的报酬,而且对于回避法律的困难和危险,也要求相当的补偿。孟德斯鸠说,一切回教国利息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他们贫穷,而是部分因为法律禁止利息,部分因为贷金难于收回。——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薛兆丰的《普通经济学》一遍又一遍地谈论这些事情。收取利息是不道德的,利息是一种宗教思想。法律可以禁止利息,但不能禁止借款需求。当这些要求被迫转入地下时,就引起了更高的黑市兴趣。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禁止粮票作为货币使用,但粮票兑换鸡蛋的地下交易一直存在,鸡蛋倾倒单位应运而生。是政府在堵市场,还是市场在给政府制造麻烦?这是一个问题。

供求理论可以完美地解释为什么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已经超越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饺子每天都有肉吃”,但仍然有很多人不开心。

过去,无脑+不快乐导致我们陷入普遍贫困。供求理论可以解决无脑的问题,但不能解决不快乐的问题。

经济学的争论是由形而上学的不快乐问题引起的。下面,我们将进入形而上学部分——宏观经济学领域。......

插入一点物理典故。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起源于300年前他对伽利略运动的相对论原理的信仰。

这个原理可以表述为:在封闭系统中,不可能根据系统中的任何物理现象来确定一个人处于什么样的运动状态。

狭义相对论把运动的相对性扩展到空、时间、长度和质量的相对性(没有初级质量)。所谓狭义是指惯性运动,广义是指把相对论原理推广到非惯性系统。

这个理论纯粹是演绎推理,再经过日食星光偏转等实验验证。

爱因斯坦的数学老师很早就去世了,在推导多相公式时遇到了困难,所以他不得不求助于老同学格罗斯曼来弥补两年的黎曼几何。《广祥大纲》的数学部分还是格罗斯曼写的。

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上最像爱因斯坦。这个学派相信经典理论,主张演绎推理,反对归纳法,数学好像也不太好。......

米塞斯预言计划经济行不通,但萨缪尔森预言1997年前苏联GDP将超过美国。可以看出,在经济学中,粗略的正确比精确的错误要好。

经典理论看似简单易懂,但仔细研究之后,也需要深厚的数学基础。

还记得曼昆《经济学原理》中的这张图吗?它没有回答,对于那些供给成本较高、支付意愿较低的人,应该怎么做?

直到1959年,在《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化分析》一书中,德莱·德布鲁用集合论和角谷静夫的不动点定理从数学上证明了整个经济中存在一个完全明确的均衡点。并于198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你什么意思?比如我在期货市场总是高买低卖,说明我不适合这份工作。我应该找另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并在新工作中获得我的生产者剩余。Debru证明了这个能让我个人价值最大化的新职业是必然的。我是否乐意接受这份新工作是另一回事。如果我只想做期货,我只想从期货中赚钱,我不想做其他任何事情。古典经济理论对此无能为力。

经典经济理论的本质是价值相对性理论——供求意愿决定均衡价格,均衡价格告诉谁来供求。很有效的解释了经济的长期运行,但是在短期波动中有点力不从心。因此,经济学中也需要一个量子波动理论——宏观经济学。

爱因斯坦曾问玻尔:“你真的认为当没有人看月亮时,月亮就不会在那里了吗?”

波尔问:“你能给我一个证明吗?证明月亮在没人看见的时候还在。”

玻尔并不是说看不到月球就不存在,而是说没有证据的东西就不被考虑——这反映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巨大差异。爱因斯坦重视演绎,而玻尔重视论证。(有点像哈耶克和弗里德曼)

凯恩斯从经验证据开始怀疑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

根据经典经济理论的演绎推理,经济中存在一个明确的平衡点,可以最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所以对于失业者来说,就是工资太高,或者是不乐意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这种失业称为“自愿失业”。经济中转岗过程中存在少量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是可以理解的,但大萧条时期高达25%的失业率很难解释。

所以凯恩斯从实证的角度提出了“非自愿失业”的概念。

那么,如何解释论证与演绎的矛盾呢?凯恩斯发现了经典均衡理论的一个逻辑漏洞——自相关。

以前的经典理论都是关于静态平衡的。比如上图,冰淇淋的原始均衡价格在2.5元,供需均衡量为10。现在天气变冷,需求下降(需求曲线向左移动),但如果供给不变,就会出现过剩,市场力量会使冰淇淋价格移动到一个新的平衡点——2元。

但是,在考虑总需求和总供给时,由于需求与收入有关,收入与价格有关。因此,价格下降导致收入下降,收入下降导致需求进一步下降,价格的平衡点继续下移...所以,市场失灵了。

在宏观经济学中,曼昆乘数效应不仅存在于正反馈中,也存在于负反馈过程中(只要逆向考虑初始需求下降,其他推理不变)。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把这一章放在“经济波动”后面。

金融大亨索罗斯非常欣赏这一理论,称之为“反身性”,并将其与量子物理学的不确定性原理进行了比较,于是将自己管理的基金命名为量子基金。

曼昆这样解释经济波动:

总之,经济衰退是由于不快乐带来的乘数效应,导致悲观情绪的自我实现。所以宏观经济学是真的。量子波动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经济衰退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挽救。但是,不要忘记,从长期来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经典理论仍然发挥作用。所以有人说:“短期来看,经济学家做了很多,但长期来看,他们什么都没做。”

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就像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物理学家致力于发明统一理论,而经济学家则试图“为宏观理论找到可靠的微观基础”(Stie Gerriets)——这太特殊了。说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可能不懂经济学,但可能不懂物理学。他们的身体水平大概还在高中。

曼昆的经济波动理论在两个问题上是不完整的:1 .它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悲观情绪;2、没有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仿佛这是一个自然过程)。

哈耶克对经济波动有不同的解释:

哈耶克三角_百度百科试从个人理解的角度来解读:

1.例如,当诺基亚一度占据40%的手机市场和90%的智能手机市场时,苹果开始开发新的智能手机,谷歌开始开发新的智能操作系统,微软正在将wm升级为wp系统。这时,需求增加,繁荣上升。

2.安卓和苹果手机上市后,会出现供大于求、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也有可能是创新产品被淘汰,比如摩托罗拉的铱星手机),员工会失业。

3.当他们再次找到合适的工作时(比如去苹果或者谷歌,或者其他行业工作),他们的生产力就会提高。当市场再次达到均衡时,就孕育着新的创新——一句话:均衡是用来打破的。

以看涨拍卖为例,静态均衡是存在的,一旦进入连续竞价阶段,均衡被打破,于是就有了价格运动。

根据哈耶克的理论,政府只能是裁判,不能干预经济。你想不想-

第一阶段,谁能高瞻远瞩地看到,诺基亚和微软的结合必然失败,苹果和谷歌的创新必然成功?即使有这样一个人,他叫沃伦而不是政府。

第二阶段,自由竞争的过程自然会淘汰落后产能,扩大先进产能。政府如何干预?反向淘汰?(薛兆丰经常强调这一点:盈利的企业不需要支持,亏损的企业不应该。)

第三阶段,自然要让人充分流动,这样人才能物尽其用。至于最适合的职位,谁能比自己更清楚呢?

......我是企图用数学来证明哈耶克思想的人。我最近与黄有光教授发表的一本书(见Yang and Ng,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jzation,1993,North-Holland),在第15章用一个数学模型证明,完全理性的行为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不能通过各种组织实验(包括试验不是最有效的组织)发现最有效的组织。因此,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某些非理性行为有可能有助于社会发现最有效的组织。在此书的第3章,我们用一个序贯对策均衡模型证明,市场制度的功能并不是让所有人分享所有信息;恰恰相反,市场制度会促进专业化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因而使得人们不需要知道其他专业的知识,但却能享受所有专业部门的产品。因此,市场的功能在于,当每人只知道整个社会的信息的极少一部分时,人们却能充分利用这所有部分信息的集合。这正是哈耶克思想精髓之一。按这种思想,如果某个人或政府声称能获得整个社会的信息,因而看出了“市场失灵”,进而加以纠正,此人必是过分狂妄,对市场的功能毫无所知。 ——杨小凯《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

哈耶克不否认市场存在波动或乘数效应,但否认波动是由不确定的情绪引起的。认为市场波动是一个新陈代谢和汲取过去的过程,是一种有意义的“自发秩序”。尤其是经济衰退正在淘汰落后产能,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看是一种进步。

如果芬兰政府想把诺基亚做大做强作为目标,在手机滞销的情况下帮助其向非洲开放市场,那只能延缓落后产能的消亡。当这类企业积累越来越多,被迫去产能时,加剧了市场波动。

因此,奥地利学派在解释经济危机时有一个固定的格式——这都是由政府以前的宽松政策造成的。

那么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为上届政府的宽松政策付出代价。

因此,这是一所让很多人不开心的学校——不仅政府不开心,成为代价的人也不开心。

但是,专业交易者会喜欢这个理论,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奥地利理论预测市场并赚钱。

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奥地利学派的先驱——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

在巴斯夏看来,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长一只手。它总是长着有两只手,一只手管拿,一只手管送,也就是说,国家有一只粗暴之手,也有一只温柔之手。为了干第二件,必需先得干第一件。而严格说来,国家只能拿而不能给。人们总是期望政府拿别人的东西给自己,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一般把他们拿到的东西给自己留下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原因很简单,国家也是由内阁成员、官僚、警察等等构成的,他们也跟普通人一样,希望多占有而少付出。 而人们总是错误地以为,国家自己就可以创造出给予某些人的特权和好处。人们希望国家多多地给予,又希望国家少征收点税,这两种期望和承诺是互相冲突,难以两全的。而这,正是法国历次革命的根源。只要人们相信,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政府,只要人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才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进自己的生活、增进自己的幸福;只要他们仍然指望法律赐予他们一切,一句话,只要他们认为他们跟国家的关系就等同于羊群与牧羊人的关系(民众把自己当成巨婴,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革命不断的局面就不会改观。当政府在民众压力下所作出的的承诺不能实现的时候,人们就在野心家和乌托邦分子的鼓动下,更换政府,以为新政府同时满足那两个不难两全的承诺;而乌托邦分子也总是有层出不穷的新方案,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要用自己的方案替代别的乌托邦分子的方案,结果就是在法国一个世纪的时间中一波接一波革命。 巴斯夏的结论是:国家不是、也不应当是别的什么东西,仅仅是一种公共警察力量,它不是压迫和互相掠夺的工具,相反,只是为每个人提供一种保障,并使正义和安全主宰所有人。政府应当把自己全部的力量都用于防范和镇制捏造、欺诈、失职、犯罪及暴力行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撒胡椒面,管了很多与它的基本职责完全不搭界的事情。——《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萃》译者后记)

如果你不想帮助世界上的人,也不想被世界帮助,作为一个专业的交易者,你会喜欢这个理论。

哈耶克不反对慈善,他只反对通过国家进行慈善。

这个国家不毛之地,只能慷慨解囊。你以为国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结果往往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哈耶克认为,除了“公共警察”,市场可以做任何比国家更好的事情,包括慈善。在防止了“损人利己”的行为之后,市场既高效又公平。(还记得前面电话拍卖例子中的两个小问题吗?)

弗里德曼在这一点上与哈耶克略有不同。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说:

在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中被引用得很多的一句话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他会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首先,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在这些主要作用以外,政府有时可以让我们共同完成比我们各自单独地去做时具有较少困难和费用的事情。然而,任何这样使用政府的方式是充满着危险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避免以这种方式来使用政府。但是在我们这样做以前,必须具备由此而造成的明确和巨大的有利之处作为条件......

简而言之,哈耶克更理想化。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弗里德曼需要脚踏实地,他会考虑到在“实际”社会中总有一些民事行为能力不完全的人。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正如成龙所说:“中国人需要被管理。”。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多“家长主义”(我喜欢这个词)和更少自由主义的政府。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春运火车票应该由市场决定(涨价)还是政府管制?

另一个破产资本家的走狗(我不认为这是贬义词,赫胥黎也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狗)毛时宇的观点是:

你可以对比一下之前曼昆教科书中的文章“哄抬物价”: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灾难期间价格上升实际上并没有使最穷的人无法获得必需品与必需的服务。这只是让穷人的开支雪上加霜了。相对于一开始就进行价格管制来说,通过转移支付来减轻家庭赤字是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常识”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转移支付。

所谓“转移支付”,就是让富人和穷人共同付出更多,然后把穷人多余的钱还给穷人(“让子弹飞”则相反,把富人的钱还给富人)。

从理论到实践,证明了一件事——在市场决定的均衡价格中,经济资源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蛋糕能够做得最多。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做纸杯蛋糕来帮助穷人?

如果现在火车票价300元,控价就是扶贫,为什么不把票价降到200元,扶贫力度更大呢?如何证明300“刚”是对穷人最优惠的价格?仔细想想,“控价就是扶贫”经不起推敲,只是一个安于现状不愿改变的懒政策。

回到改革开放前,猪肉价格长期保持在1元/斤,但供应有限。城市居民不得不购买肉票、布票、食品票、香烟票和豆制品票...综合治理导致小蛋糕,所以我们的生活很差。一旦各种购物券取消,经济自由,市场价格自然会高于原来的控制价。当时我们采取的手段是发放补贴。

比如人均每月消费猪肉2公斤,猪肉价格上涨1元,补贴2元。小时候从来不明白这样做的意义,现在却明白了:穷人一个月吃1斤肉,补贴2元,赚1元;如果富人一个月吃5公斤肉,补贴2元相当于多3元。这样,穷人就可以把多出来的1元钱花在他更需要的地方——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他需要什么。

通过“价格突破”,我们已经从家长式政府管理的孩子成长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如今,食品方面基本不需要政府补贴——春运高峰刚刚需要的食品?

我又翻了一遍薛兆丰的《一般经济学》,只看到他建议取消价格管制,没有“转移支付”的建议。他的“通识”是不完整的,这与他所研究的奥地利经济理论有关。

人都是出于善良,为了促进白体的利益。但现在,即使是福利国家最热情的倡导者也不得不承认,结果令人失望。在政府活动领域,就像在市场一样;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的功能正好与斯密的手相反:如果一个人一心要通过增加政府干预来为公共利益服务,他就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促进与他的计算无关的私人利益”。

(不好意思,我只想评论薛兆丰,没想到又臭又长,写的是《论经济学人》。)

posted @ 21-10-19 04:07  作者:admin  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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